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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百六十九节 杀俘后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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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广东遭此大难,杨潮立刻下令,免除广东百姓三年的粮赋,同时开始派出大量的官吏接手广东政务。?

    对于广东本地的官吏,几乎全部废弃,第一是因为这几年杨潮治下,培养出了一大批的官吏,另一方面也实在是因为新会惨剧的发生,让他对广东的官员操守实在是失望透顶了,这些人,很多都是王体忠来了投降王体忠,王得仁来了又投降王得仁,洪承畴来了继续投降洪承畴,最后又投降杨潮,用三姓家奴来形容已经是夸奖他们了。

    但是贪污**的情况,却异常的严重,以广东这样地理条件优越的省份,只有一千万人口的情况下,竟然还逼的老百姓大量造反,可见广东的贪腐情况。

    这些官员,杨潮不但不用,而且要将其中一大批人当做典型,严惩不贷。

    其中以从化县令从化县县令季奕声和新会县令黄之正为标志。

    季奕声在洪承畴打到从化的时候,不但不组织进攻投降不说,作为文官他不抵抗,杨潮并不会苛责,但是他翻过身来积极给清廷卖命,帮着清廷打造红夷大炮,最后轰击广州城,广州城陷之后,遭到了清军的大屠杀,十万人因此丧命。

    黄之正就不用说了,新会惨剧的发生,足以让杨潮有理由不但将这里的投降清军问罪。大小官吏统统有罪。

    而且将对他们的审讯记录登报,留下文字的证据。因为他们不但此时有罪,放在历史之中也有罪。

    同时新会事件,让杨潮也不得不反思起来,战阵之上,优柔寡断,到底是在保护百姓。还是在迫害百姓。或许自己的军队一向善待百姓,能够得到良好的名声,可是这名声享有的真的问心无愧吗?

    于是杨潮立刻给所有将领,甚至全军将士发布公告,告诉所有官兵,今后若遇到敌军胁迫百姓,不得犹豫,当以最果决之态度进攻。给士兵们讲明白,在这种情况下。任何的犹豫都会造成更大的损失。

    杨潮的严明纪律,从来不抢掠百姓,不饶命等等行为,不止是百姓认同。其实士兵同样认同,他们都是来自老百姓,当兵之前,谁不是对官兵抱有一种偏见,兵痞、丘八等词汇,足以表达百姓对士兵的感情。

    至于这种感情是因为什么情况而产生的,是因为古代士兵地位低下然后百姓嫌贫爱富。鄙视他们,然后又造成士兵对百姓的不信任,所以军纪很坏,军队文化演变成了兵痞文化,恶性循环之下,老百姓越发厌恶士兵,士兵越发的军纪败坏。

    还是因为士兵先军纪败坏,然后百姓厌恶他们,造成这种恶性循环。

    杨潮不想去追根溯源,因为这很可能是一笔糊涂账到底是谁先有错,造成了这种恶果,杨潮只是一只默默坚持,让自己的士兵保持良好的军纪,一开始效果还不明显,但是随着一次次胜利,还有跟百姓慢慢的交流,杨潮的军队跟百姓的关系已经改善了,尤其是在淮扬、海州等地,杨潮的军队入城,绝对不会引起百姓的恐慌。

    相反有很多老百姓十分欢迎士兵住在他们家中,愿意给士兵提供一些房间。而士兵居住在百姓家中,杨潮则下达过各种命令,比如让士兵闲暇十分帮百姓做做事情了,修修房子,打打水等等,军民关系就是这样一步一步改善,一步一步互信的。

    所以后来百姓心中已经产生了这样的潜意识,明军是明军,杨家军是杨家军,杨潮的军队也向岳飞、戚继光这些名将一样,获得了这样的专属称谓。

    杨潮以前以为,这种某家军的称号,只是单纯的以将领区分军队,没有什么深意存在,但是现在已经明白,这是百姓为了区分好的军队和坏的军队,才慢慢叫出来的。

    而且一旦叫出来之后,也就演化出了一种特殊的归属感,杨家军的士兵已经从被动的接受军纪,变成了主动遵守军纪,尤其是在老百姓面前,他们更是自觉自愿,平时或许是一个懒懒散散的人,训练中经常挨板子,可是当出去的时候,绝对是笔挺的样子,刻意将他们军人的风范展现出来。

    这种情况让杨潮十分满意,他依然记得几年前,带着王璞、李五六他们那批人第一次北上勤王的时候,在路上遇到百姓的时候,老百姓厌恶士兵,而自己的军人也有一种军户低人一等的自卑心,跟普通人接触到的时候,往往不自觉的低头走路,而现在他们的脖子昂的比谁都高。

    军队已经拥有了荣誉感。这荣誉感是怎么来了,并不仅仅是因为一次次胜利,更是因为得到了百姓的认可,甚至尊重。

    杨潮军队能够一次次大胜仗,未必没有这种深层次的精神在里面,所谓仁者无敌,这句话在某种程度上,是有道理的。

    反观清军,通过恐怖,通过武力统治,即便成功的统治了中国三百年又如何,从始至终反清复明的旗号从来没有消失过,这绝对不仅仅是汉人的狭隘民族观,而是因为留在记忆深处的那种伤痕。

    纵观历史,成功的少数民族政权不是没有,比如契丹人建立的辽,他通过用汉人的方法统治汉人,用契丹人的方式统治契丹人两套机构,几百年中让辽汉两族各自满意,自始至终也没有听说辽国境内有什么反辽投宋的声音。

    广东事件,不但让杨潮震惊,甚至让军事行动都推迟了下来。

    已经接近年底,杨潮让谢飞暂时留守肇庆,继续休整,过年后在采取新的攻势。

    而让宋坤进驻广州,开始收编广州各地武装,投降的清军、绿营,只要罪孽不明显的,还是接受他们的投诚,最重要的是,要收编在各地活动的起义军,无论他们是农民起义军,还是旧明军,只要肯投诚,都欢迎,当然前提是他们接受杨家军的改变,并且接受系统的训练。

    还有另外一个原因,就是杨潮没钱了,不得不暂停军事行动。

    杨潮其实已经很能挣钱了,每年公布的财政清单,每每让小朝廷的文官愤怒不已,让北京的多尔衮感到牙花子疼。

    今年杨潮进账已经超过了三千万两,商税成功突破了一千万两银子,粮税增长倒是不大,有了江西和浙江两个产粮大省,也不过增加到了八百万两银子,当然一千万担粮食没有计入其中,钞关通行费用是七百万两银子没有增长,关税收入五百万两也没有大的增长,光是银子就收了三千万两,如果将粮食算进去,市价就值两千万两银子。

    光是三千万两银子的税收,就足够震惊天下了,崇祯皇帝竭泽而渔加征三饷的时候,整个天下的税收也不过两千多万两银子,却逼的天下汹汹,李自成动辄啸聚数百万人。

    而杨潮却只用了半个天下,就征收到了这么多银子,但是就算是最有偏见的缙绅阶层,也不得不承认杨潮治下“百姓日宽,食用日贱”等语。

    如果这还只是让小朝廷和清廷感到奇怪的话,那么杨潮还卖出了三千万两银子的债券,向江南等地借了三千万两银子就让他们感到不可思议了,以小朝廷那些不太清楚情况的文官看来,这种借债显然是搜刮民脂民膏的一部分,李如月一直认定,杨潮这是在用宝钞恶法。

    中国古代的士大夫阶层,往往有一种矫枉过正的治理习惯,秦国二世而亡,就认定秦国一切都是坏的,汉代一开始采取分封制,大量的刘姓诸侯分封天下,可是没几年就开始征战不休了,到最后还是必须大一统。秦国的法律森严,他们不知道略加修改,却一反法治两千年。

    大明朝初期,朱元璋觉得印刷宝钞,可以控制天下之财,好像印多少钱就有多少钱一样,皇帝可以控制天下的财富了,于是干脆禁绝了金银和铜钱的流通,他儿子朱棣也坚持这种做法,但是发现到后来,百姓私钱根本就禁不住,而宝钞却没人肯要。

    原因就是,朝廷滥发宝钞,却不肯回收,不肯用真金白银收回宝钞,朱棣只是在无奈之下才设立了钞关,要求用宝钞交税,打算通过这种方式收回一部分流通的宝钞,可是宝钞继续滥发,而钞关的官员甚至都不想要宝钞,弄到最后从宋代良好经营,元代虽然不太稳定,但是始终延续了几百年的纸币制度,就在大明朝两个不通经济的皇帝手里玩废了。

    而文官则不思索其中的道理,反倒一耙子打死,坚定认为印刷纸币就是坑害百姓,宝钞是恶法,从此讳莫如深,但是按照他们的道理来讲的话,这是祖制啊!

    而杨潮印刷纸币,出售债券,全都是纸质票据,看不懂的文人不去仔细琢磨其中道理,反而一口咬定这就是在利用钞法劫夺民财。

    但是他们骂的凶,却不妨碍杨潮治下经济随着更容易流通的纸币的出现,一天比一天更活跃,税收收入也一年比一年增长的快速。(未完待续。(。))